作者：張恆豪 / 國立台北大學社會系教授
近年來，隨著障礙人權意識的興起，大學裡障礙生的處境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然而，臺灣的高等教育有多少有障礙的老師，障礙大學教師的處境又是如何？他們面臨歧視時，可以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申訴嗎？有需求時，應該找資源教室嗎？這些，似乎是沒有被觸及的問題。障礙老師在臺灣各層級的體系的處境，似乎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這包括：求職時是否面臨直接歧視（因身心障礙身份而排除）？就職後又要如何進行「合理調整」？包括上課的空間、學術活動場所，例如研討會會場是否有無障礙設施？上課的方式、上課的時數、研究所需的時間與產量計算、校務服務的方式等，以及是否可以申請人力支持或是進行調整？學術產業中，的身心障礙老師們所遭受的困境，似乎沒有被看見。
姑且不論臺灣的現狀如何，我想起在夏威夷大學，啟蒙我投入障礙研究的身心障礙老師們。第一位是Albert B. Robillard，我們都叫他Britt。Britt畢業於UCLA的社會學系，師承「俗民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的大師Garfinkel，主要的研究對象是太平洋島的社會變遷。
他是在夏威夷大學工作一段時間後才發病的，診斷是運動神經元疾病（Motor Neuron Disease，簡稱MND ）。發病後，休息了一段時間，就回學校教書，還出了第二本書《Meaning of a disability: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paralysis》。
該書用「俗民方法論」的方式，以他自己的障礙的身體在醫療健康服務體制的經驗，檢視醫療服務體制對障礙者的偏見、歧視與文化以及自己對障礙身體的反思。該書得到美國障礙研究的Zola Award。
我在偶然的機緣下，想換博士論文題目時，跑去修他的健康服務社會學（Sociology of Health Service）。這是整個醫療社會學領域的一個次領域，集中在健康服務體制的運作與文化的社會學分析。
課是合授的，Britt是主授，課程內容精彩紮實不需贅言。當時的最大震撼是，Britt的身體狀況，根據臺灣身心障礙手冊的分類，就是「極重度」，不列入勞動部調查的「可勞動人口」那一種。
他全身上下幾乎都無法自由移動，需要灌食、失去口語能力，上課只能靠還能動的嘴唇一角選擇英文字母，透過助理協助拼字溝通。上課速度的確慢了很多，但慢有慢的好處，多了一些時間思考、少了學生搶話和為了辯論而辯論的研究所廝殺氛圍。反而有一種禪師在教書的感覺。
Britt也教醫療社會學、太平洋島的社會變遷等，基本上只教研究所的課。課堂的助理是由校方負責。考量他的身體狀況，學校也讓他減授鐘點、薪水不變。後來還因為消防安全考量，特別把他的辦公室從七樓移到二樓。Britt非常幽默，也常有學生去找他聊天。可惜的是隨著身體的慢慢退化，他不得不退休，並在2015年過世，享年72歲。
影響我決定踏入障礙研究領域的變數，是夏威夷大學障礙與多樣性研究學程（Certificate on Disability and Diversity Studies）開的核心課程，Disability and Diversity。共同授課的兩位老師都來自夏威夷大學的障礙研究中心(CDS；Center on Disability Studies)，其一是不久前退休的障礙研究歷史學者Steven Brown，另一位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畢業的Megan Conway。
Steve博士畢業就投入自立生活運動、擔任自立生活中心的主任，並持續推動障礙者自我倡導與障礙文化，繞了一圈才被CDS聘進來教書、擔任期刊編輯。他有成骨不全症，大部分時間靠電動輪椅移動，雖然必要時可以走幾步路，但是很容易骨折。Steve曾經來台訪問，相關研究與貢獻可參考〈我不需要被修補：障礙、文化與普世人權〉（標題即連結）。
Megan有極重度視障跟聽障。他上課需要助聽工具以及助理，學生必須使用麥克風講話，他才能透過助聽設備聽到學生的聲音。我們這們課就靠麥克風、助聽設備來進行。輪流使用麥克風發言是很有趣的體驗，一些基本的發言民主素養，因為技術的必要性形成某種規範。你必須舉手才能拿到麥克風發言，不能搶話、打斷發言者。
當然如果發言冗長，開課的老師還是會請你簡短、盡快結束。雖然免不了有搶麥克風的狀況，但開課老師會盡量讓沒有發言的人有機會在多人舉手時先發言。有人用麥克風發言時，即使其他人硬要打斷也沒用，因為其中一個老師聽不到。上了幾次課，自然而然有人會提醒忍不住插話的人說：「請等你拿到麥克風。」
這看似為了一個老師的「特殊」安排，某種程度形成了教學的「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不僅支持上課老師的需求，上課學生也因為上課方式的特殊安排而受益。
這些經驗已經是十幾年前的往事了。聯合國的身心障礙人權公約第四號一般性意見第37款，特別提到：
……締約國必須投資和支持身心障礙教師的聘用和進修，包括排除相關立法或政 策阻礙，不再要求應聘者要達到特定的健康檢查標準，並為他們參與教師工 作提供合理調整。身心障礙教師的存在，將可提升身心障礙者進入教師行業的平等權利，給教學環境帶來獨特的專業資產和技能，有助於消除阻礙，並成為重要的角色楷模。
換言之，大學在徵聘教師時，不僅不應該把身心健康條件視為限制，更應該提供符合應聘資格的身心障礙教師合理調整的平等權利。特別是，大學作為一個多元的社群環境，障礙教師的獨特性，可以為大學帶來不一樣的可能、消除環境制度阻礙並成為典範。
那些教過我的老師們都不是已故的舉世知名的天文物理學家霍金——那些教過我的老師不像英國天文物理學家霍金知名——但他們也竭盡所能地在自己的崗位上貢獻所學，在教學、研究與服務上盡心盡力。
在台灣，雖然已經有一些認真貢獻的身心障礙教師在大學裡默默耕耘。然而，我們的大學教育現場是否能聘任更多的身心障礙大學老師？提供身心障礙老師足夠的支持與彈性？我們的社會結構是否包容？應該我們全盤檢視的時候了。
圖說：夏威夷大學校景。來源：wikipedia CC BY-SA 3.0
文章出處：障礙研究五四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