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皓
清華大學社會所博士生，標竿計畫團隊教育發展組兼任助理。我不是左膠，只是罵罵皓。
身處於自由民主國家的台灣社會中，我們多數人都相信學校教育是促進個人社會流動的重要管道之一。以青年求職為例：藉由教育文憑以及學習表現，很大程度能夠影響職場新鮮人是否擁有更高的工作錄取機會。然而，在當前的台灣教育現場仍可發現一定程度的階級複製現象，並且一路延續到勞動市場中，甚至在高等教育擴張以後，依然無法有效打破原有的階級差異（張宜君、林宗弘，2015）。這樣的發展趨勢，似乎與人們所提倡的「教育促進流動」典範背道而馳，然而何以至此？真的如同部分基層教育工作者所稱，只是孩子們「不夠努力」、「自甘墮落」的結果嗎？還是當代的教育體制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使得莘莘學子們的階級分化始終存在？
從《學做工》看見正規教育典範下的排除效應
基於社會流動性課題，針對當代正規教育意義的討論就此展開。左派學者認為學校教育其實是再製社會不平等的機制之一（Bourdieu, 1973; Bourdieu & Passeron, 1977），這樣的觀點多數源自於傳統馬克思主義者的文化霸權理論立場，視教育為優勢階級向群眾灌輸其文化意識型態並且弱化階級衝突力量的重要方式。然而英國文化研究學者Paul Willis（1977）並不認同此種忽略受教者能動性的解釋論點，他認為文化一部分也是集體實踐的產物。因此在其經典研究《學做工》（Learning to Labour）當中，Willis以12位在男子中學內長期反抗校園權威的工人階級子弟（小子們）做為研究對象，試圖找出勞工子弟選擇繼承父業，從事一般勞動工作的原因何在。
Willis首先強調，在面對社會流動課題時，我們不能下意識地認定職業、階級結構的路徑是一條連續性的能力曲線，反而應該從不同階級的「文化模式」當中尋找到彼此之間的差異、斷裂，以及個體為何難以成功銜接於不同階級之間。經過將近兩年（從中學畢業前一年的第二學期初到開始工作的前六個月）的田野觀察與深入訪談後，Willis發現到「小子們」在校園裡經由各種抵抗權威及反制正規教條的「脫序行為」所構成的「反學校文化」實際上反映了一套具體的反叛式工人階級文化邏輯，也在其父輩於工作場域裡的「廠房文化」得到初步驗證；而學校教師們對於小子們採取的管理策略，則因為其依循的個人主義式教育典範缺乏對一般工人階級生活文化的包容及理解，導致刻板的「力爭上游」論述反而讓小子們看清了正規教育體制對於他們的不友善，使得其想要逃離校園的意願更加強烈。
另一方面，基於在學校內發展出的非主流生活態度，「小子們」對於工作的選擇基本上並沒有特定偏好，他們只熱中於自認為是「辛苦工作」的一般體力勞動。因此，相較於同校循規生相信自己能從專業工作中找到滿足感，重視勞動力本身的性質，「小子們」反而更在乎的是勞動周邊的間接文化價值（例如期待工作環境能使自己表現男性氣概，以及容許工作時找些消遣和「樂子」）。
然而洞察到當前教育篩選制度陷阱（基礎教育、文憑及抽象勞動的「無意義」）的小子們，最終卻受限於既有的社會結構條件──父權意識型態下的性別分工體制、「力爭上游」職業教育典範對於脫序者的排除──使得他們做出了從既有校園逃逸、走向一般體力勞動的選擇，卻無法根本性地破壞既有教育典範的社會再生產過程。
台灣教育脈絡下的階級複製現象
觀察台灣當前的校園現場，似乎也可從部分學生的就學歷程中看見相似於《學做工》裡「小子們」的認同實作。那些在正規教育中並未擁有考試競爭優勢，且父母並非以教育文憑在社會立足的學生們，會依據其個人背景條件與工作機會成本的評估，形成「不愛讀書」與「求一技之長」相結合的文化認同，並進一步拒斥學校中的學術性教育（涂獻之，2021）。然而，不同於英國1970年代的教育情境，台灣的階級分流並不只是以「在學與否」作為判斷依據，配合1950年代計畫經濟發展（加工出口產業需要大量技術人員）需求而建立起的技職教育系統，也成為了中下階級、不具學術性向者的另一種就學選項，而伴隨著1990年代高等教育體系擴張、大量私立技職專科學校升格成為技職大學以後，中、下階級家庭子女更多數進入了那些教學資源相對缺乏、學費高昂的技職大學。但在後工業化時代趨勢下，原先技職體系所仰賴的產業條件大受衝擊，以服務業佔大宗的彈性勞動力市場已不再像過去一樣強調產業技術，傳產相關工作職缺也大量減少，使得這些升格後的技職學校，一方面為求爭取高教資源，又得應付就業優勢的需求，開始在學術教學與實用技能教育之間搖擺不定。
台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涂獻之（2021）在針對某私立技職大學學生的學習歷程研究即發現：私立技職大學雖強調能為學生提供工作媒合機會以及職場所需的技能教育，但真正的情形是老師仍無法找到有效教學的模式，且學生也不確定自身所學與未來工作取得的關連性，最後在高度不確定性與教育資源稀缺的雙重困境下，使得中下階級子弟不但背負著高額學費的壓力，在離開私立技職大學後，又再次陷入了「文憑競爭」與「抽象勞動」的泥淖裡，持續面臨在勞動力市場的劣勢處境。
追求社會流動之外──針對教育典範及高教體制的反思
綜觀英國經典文化研究成果，以及國內教育社會學研究者對於高等教育現場的實證考察，除了能夠讓我們跳脫既存的個人主義式想像框架，認知到當前校園內的中下階級受教者無法跨越階級鴻溝，其實一部分源自於個人主義式教育典範並未肯認其出身社群的生活文化以外，也發現了台灣當前高教擴張後的水平分化效果（即優勢公立大學提升篩選性，維繫了學生優勢階級身分，並與其他私立大學、技職院校的生源產生分流效果），不但使得弱勢階級子弟多數只能就讀教學資源相對缺乏且學費高昂的私立技職院校，也受困於這種「明升暗降」的幽微階級分流體系下，直至進入勞動力市場後依舊無法跨越那道不平等的鴻溝。
近年來，台灣政府大力推行「12年國教」教育改革，試圖扭轉過往僵固思維的教育典範，而高教體系也注意到了城鄉、階級不平等的問題，各大專院校因此積極推動繁星計畫、特殊選才等多元入學方案，以期促進社會流動性的提升。然而這些改革措施仍大抵立基在「力爭上游」的線性發展價值觀之上，終究會有「輸家」誕生。換言之，僅將眼光聚焦在維持機會平等的遊戲規則，其實並沒有辦法徹底根除階級複製現象。Paul Willis藉由《學做工》提醒人們回頭檢視教育典範的一元化問題，而台灣勞動市場的變遷，也促使我們必須正視在現今高教體系下，多數出身於弱勢階級的私立技職院校生所面對的生存危機。
或許唯有每個人不再以階級身分、職業貴賤當做生存條件好壞的標準，且人人都能更為自由、平等地在教育／勞動體系中流動，屬於我們的千禧年時代才會真正來臨。而在這之前，如何洞視當今的教育及階級不平等困境，並嘗試提出更多元的解放性方案，以拉近整體社會與烏托邦的距離，也是社會學研究者無可迴避的重大使命之一。
參考文獻：
涂獻之，2021，《求學還是求工作？私立技職教育高教化的困境》。新北：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張宜君、林宗弘，2015，〈臺灣的高等教育擴張與階級複製:混合效應維續的不平等〉。《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5(2): 85-129。
Bourdieu, P., 1973,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Pp. 71-112 in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Edited by R. Brown. London: Tavistock.
Bourdieu, P. and Passeron, J. C.,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Willis, P.,1977, Learning to Labour. Farnborough: Saxon House, Teakfield.
